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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哲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浏览次数:51 时间:2019-11-19

晚年的张世英吸收西方后现代哲学中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哲学理论,并与中国哲学的阴阳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现实世界的精神相结合,批评了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纵向超越”的形而上学,提出了“横向超越”的哲学形而上学,要求人们善于运用哲学的“想象”思维。20世纪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中西比较哲学的视野里展开的,这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缺点,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特点,甚至还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优点。就现代中国哲学的优点来说,现当代中国哲学是在中西比较哲学的广阔视野里展开的,有着比西方专业哲学从业人员更为广阔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因而能调动更多的知识与思想的资源处理相同的哲学问题。

冯契(1915—1995)是我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通中西、兼收百家,建构了“智慧”说,为学术理论界增添了一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哲学理论;本体论;中国传统;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创新;西方哲学

以“智慧”说构建广义认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特别是在形而上学领域出现了蓬勃的创造生机,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可视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典型形态。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的潜力既来自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现实运动,与一支非常可观的高素质的哲学专业队伍有内在的关系。当代的中国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将会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伟大哲学理论。传统中国的中道、贵和的哲学智慧在面对当今全球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局面时,为之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也将促进新的中国哲学形态的诞生。

在认识论领域,冯契将狭义认识论提升为广义认识论,建构了以“智慧”说为核心和主干的哲学理论。

冯契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传统认识论主张,认识的范围限于研究实证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只探讨“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和“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这两个知识层面的问题。冯契认为,这是狭义认识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从知识层面考察认识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全面、深入地把握认识。在他看来,认识论还应探讨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不但要把握认识对象的现象,更要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同时,认识、改造对象世界与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不可分离,自我的发展、提升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不是凭概念、判断等名言系统就可以解决的,而应凭借超名言系统的智慧来解决。因此,哲学不但要从知识层面探讨认识论,而且要从智慧维度探讨认识论,将知识与智慧统一起来,实现“转识成智”。而从知识与智慧统一的角度考察认识论,就是他所说的广义认识论,就是“智慧”说。

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一个思想的分界线,则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展开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在这近40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哲学实际上处在快速的恢复与发展之中,尤其是近20年里,当代中国哲学在理论创新方面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仅以中国大陆的学者为例,荦荦大者,就有冯契、张世英、王树人、张立文、陈来、杨国荣、赵汀阳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冯契。

冯契的“智慧”说主要体现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篇论文中,前篇是主体,后两篇是两翼。《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文主张,人类认识过程由“无知”至“知”、由“知识”至“智慧”两次飞跃构成,并对两次飞跃特别是“转识成智”的飞跃作了详尽阐述。《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文阐发了如何化理论为方法的命题,探讨了如何将哲学理论化为思维方法、工作方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文则阐发了如何化理论为德性的命题,探讨了如何将哲学理论内化为主体的德性,培养真善美、知情意统一的理想人格。

冯先生晚年推出《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融合马、中、西三大哲学系统的思想资源,创立了广义认识论,提出了“转识成智”的新智慧说;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不重视形式逻辑的缺陷,但对中国传统哲学重视辩证逻辑的特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社会实践与理想人格的培养方面,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主张,并在吸收、综合李大钊、鲁迅等的人格理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说。

以“一源三流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冯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亦可说是其哲学的本体论)的前提下,集中关注了认识论、逻辑学与理想人格三个大的方面问题。其哲学的基本任务而言,是要回答中国近现代的主要问题——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即是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因此,他的哲学不是书斋里为了回答“哲学是什么”的纯学术性的哲学,而是通过对时代问题的哲学回答来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因此,其哲学的基本性格是面向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与中国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哲学精神高度吻合。

自传入中国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面临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中国化的问题。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可将其路径选择归纳为实践路径、学术路径、实践和学术结合的路径三种。实践路径是指“一源”路径,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源泉,将其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学术路径主要体现为“三流归一”的路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创新的哲学理论。冯契建构的“智慧”说,是“一源三流结合”的哲学体系,既注重把握哲学发展的现实根据,又重视哲学理论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并在二者的结合中创建新的哲学理论。

冯契的“广义认识论”,其主要精髓是基于实践基础之上,讲认识的辩证法,即讲从无知到知,从知到智慧的过程。从无知到知,既是一切哲学认识论要讨论的问题,也是科学认识的基本要求。在现代科学实证思想的影响下,近现代西方哲学主要讲从无知到知,特别关注知的本身特征。冯先生认为,哲学还应该讲如何从知到智慧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如佛学中,即是“转识成智”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儒家哲学里即是“性与天道”的问题。在中国化的佛教里,“转识成智”就是如何成佛的问题。在儒家哲学里,“性与天道”的问题就是成为圣人,即理想人格的问题。从无知到知,需要遵循形式逻辑的思维,这一点,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得不够充分,但现代哲学已经克服了这一缺点。从知到智慧,需要遵循辩证逻辑思维。这一点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长处,而现代中国哲学因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精彩。

注重把握哲学发展的现实根据。冯契在《〈智慧说三篇〉·导论》中指出,真正的哲学都要在回答时代问题中表现时代精神;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这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而这一论争反映在哲学领域又决定着它所关注的问题,制约了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于“古今中西”之争的回应,直接涉及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因而历史观就成为近代中国哲人们绕不开的话题。“古今中西”之争要求会通中西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迫切问题,要求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里面又包含如何正确处理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因此,认识论就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现实生活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导致中国近代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逻辑和方法论、自由学说和价值论成为他们必须解答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哲学家探讨的主要问题都是由“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衍生而来的。

哲学认识不同于科学认识,哲学认识要涉及价值的评价,即要将对客观世界特征与规律的认识转化为与我的生存、生活相关的为我的知识,因而会产生爱恶、利害的判断。一切价值判断都与人的理性认识相关,而且是以特定的人生理想或世界观作为标准的。因此,“理想人格”就其客体方面的内容而言,是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使自然合乎人性的要求与需要。就其主体方面的内容而言,是精神自由、自在、自为特征的集中表达。冯契认为,现代的中国哲学要为普通大众提供理想人格,不是为少数知识精英服务的,传统的圣贤人格、大丈夫理想并不适合于广大群众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当广大的人民群众摆脱了传统等级社会人对人的依赖,进一步再摆脱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人对物的依赖之后,应当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者”,因此“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就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普通大众的理想人格。摆脱了“两个依赖”之后的普通大众,既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也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并能真切地意识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大自然的内在联系,因而也能体会到个人与超越的天道之间的关系。因此,冯契提出的“转识成智”的“智慧”二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如被禅宗神秘化的“顿悟”之类的虚无缥缈的境界,而是指“真理的具体性”或对具体的真理的把握。而所谓真理的具体性,或曰具体的真理,即不是简单、生硬地把一些具有正确性的普遍原则胡乱地套在一切事情上,给出看似合理实际上是附会性的解释,而是恰当、正确地把握具体事物、处理具体的事情,使人的身心都能真切地处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重视哲学理论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哲学发展除了有现实根据、受时代问题制约、要回应和解答时代问题,还有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在冯契看来,哲学家在从事哲学创作时,往往是接着先哲的话题讲,通过对已有思想资料的分析,批判地得出结论。哲学理论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本民族传统哲学的纵向联系,二是与其他民族哲学的横向联系。他所构建的“智慧”说不但着力把握现实根据、体现时代精神,而且注重哲学理论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现出“一源三流合一”的特点。“智慧”说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沿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社会实践是哲学理论发展的根源;自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批判精神。同时,“智慧”说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成果,包括人生哲学的伦理规范、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体现民族特色的思维和话语方式等。此外,它还吸取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积极因素,包括规范的逻辑分析方法、强调个性解放和自由的人文精神,等等。冯契的这种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以上是对冯契哲学的基本思想及其主要特征的简要概述,从这一简要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首先要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给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回答。然后在思想资源上要充分吸收马、中、西三大哲学思想资源。

当代中国哲学的诸形而上学

除冯契这一典型的哲学理论之外,近40年来中国哲学的另一个新特征是,有一批专业的哲学家对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做了新的探讨,并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提出了新的哲学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思想。他们在本体论的建构方面都不约而同地偏向于对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一系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批评,在吸收了现代哲学中的后现代哲学的某些精神气质,重视对感性、具体的存在或经验世界的把握,同时又超越西方后现代拒斥形而上学的做法,尝试建构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以之来寻求对世界的统一性的解释与说明。这与当代英美主流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问题,关注语言分析或解释学等的倾向颇为不同。

晚年的张世英吸收西方后现代哲学中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哲学理论,并与中国哲学的阴阳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现实世界的精神相结合,批评了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纵向超越”的形而上学,提出了“横向超越”的哲学形而上学,要求人们善于运用哲学的“想象”思维,在现实与历史,可见与不可见的物质的、具体的联系中理解世界的无限性与关联性,进而培养人的超越性思维。王树人在《“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一书中,通过对西方抽象哲学思维、逻辑思维的批判,提出了“象思维”的新思想,试图超越概念思维以主客二分的对象化的方式进行思维的缺陷。张立文在《和合哲学论》一书中,通过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和”、天人合一、“生生”等思想内容的高度综合,提出了“和合学”,或曰“生生哲学”。陈来从比较纯粹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出发,尝试建构以儒家核心概念“仁”为哲学本体的“仁学本体论”。杨国荣在通观西方哲学史,特别是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的历史的大视野里,在学理上更为细致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存在的具体性、流动性的思想精髓,提出了“具体的形而上学”的新学说。赵汀阳的新哲学思考主要集中在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方面,进而上升到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原则的思考,提出了超越任何固定立场看问题的“无立场”的哲学原则。

在上述六位哲学家中,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从语言到问题意识,都高度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风格,其新著正名为《新原仁》,一是表明他与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的仁学有内在关系,同时又有所不同,二是表明他的哲学是儒家“仁学”在当代的发展。其所说的本体论,既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或曰本体论相关,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论”意义上的本体论。陈来还正确地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一神论的信仰,因此在有关实体与本体的问题上,无须推出自然与上帝抗衡,“万物一体”即是实体、本体。而由宋儒发展并确立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新仁学思想,就成为他的“仁学本体论”的合理的思想资源。陈来的“仁学本体论”超越了传统儒家或以心为本体,或以理为本体的各种本体论,并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将自己的“新仁学”称之为“爱的智慧”的学说,以之与西方哲学中“爱智慧”的诸种哲学本体论区别开来。这一点颇富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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